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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23 10:26:16 来自: | 查看: 8808| 回复: 3
本帖最后由 老糊涂仙 于 2019-9-23 10:40 编辑


刘守华教授和夫人陈丽梅探望一二八师老兵王小花_副本.jpg
一位沔阳乡绅的传奇人生

——追忆先父刘承烈

刘守华

作者简介:刘守华(1935——),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在民间文艺学园地耕耘60余载,著述丰厚,屡获奖励。《环球人物》杂志刊出记者专访,誉为追故事的人。《光明日报》于2019年1月21日刊出长篇评述《刘守华:把民间故事点石成金》。代表作《中国民间故事史》列入中华学术外译国家规划,正译成英文、日文将在国外出版发行。

先父刘承烈(1901—1955)原是沔阳县通顺河边周家榨村的一位乡村教师,上世纪因经历两次生死传奇震惊乡里,1955年5月50岁时因感染破伤风病逝。《沔阳文史资料》曾载文记述他作为王劲哉的“高参”积极参与一二八师英勇抗日的事迹。后来他作为当地刘姓族长和民国时期沔阳县的参议员,其行善助人事迹以及作为塾师教书育人的风范,至今口碑犹存。现据我自己及有关亲友、弟子的记忆,追述地作为一位乡村教师实为旧时“乡贤”的传奇经历如后。这既是对先贤的缅怀,也表达年逾八旬的笔者对家乡父老兄弟的感念。

(一)从农讲所学员到崇阳县代理县长

刘承烈,字绍向,生于1901年5月16日。童年曾在沔阳著名人士张难先于仙桃镇所办集成学校上学,既攻读四书五经,也开始接触一些现代人文知识。因难先先生属于舅系家族,此后就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开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主持其事,20岁出头的刘承烈即从乡下来武昌成为农讲所学员。

据查有关资料,农讲所设在武昌都府堤湖北高级师范商业学校内,于1927年3月7日正式上课,6月18日结业举行毕业典礼。40个县选送学员160余人,沔阳(当时包括洪湖地区)距离近,水上交通又方便,共来了60多人,是学员数量最多的一个地区。除授课外,还发放枪械(配子弹数十发)进行军事训练。原先还计划续办第二期的,因时局变化取消了。

刘承烈从农讲所毕业返乡,在当时中共沔阳县委领导下,曾两次于家乡召集农民开大会,他主持演讲。平时家人见到的是他总在匆匆忙忙地写标语四处张贴,由此引起祖母的抱怨和担心。因他是独子,父亲又早死,在大革命时期沔阳洪湖地区激烈的血雨腥风中不能不担惊受怕。因刘对农讲所的事较为熟悉,曾有外地人前来联络,当时就有来自湖南的三人要去农讲所上学请他相助,有一篇回忆录里讲到刘承烈自己驾船将他们送走,近年才查清,是刘请本村的周方桐兄弟俩用自家的小木船将他们由门前的通顺河一直送到武昌都府堤去农讲所,并特别交待:“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去的事。”(2010年周家后人对此事还有清晰记忆)。

关于刘承烈的这段早期历史,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社会政治运动中,曾有人建议他自己出面进行申说,可是须寻求相关证据才有作用。据他回忆,当年他曾将有关农讲所的几样东西:证件、红袖章,还有一把手枪放在一个小铁箱中,让祖母保管,兵荒马乱中,祖母和母亲只好将它埋在住房周边的地下,可是沔阳已淹过两次洪水,找不到埋藏地标志,先父便带着妹妹两人在住房周围四处挖掘,几天下来毫无印迹。他自知凭空提起难以使人相信,于是闭口不言此事,老老实实置身于四类分子之中接受监管了。

大革命热潮过后,他考入张难先在武昌主办的“湖北省财政讲习所”(我童年时见过它的同学录),毕业后派往襄阳、樊城、老河口、谷城、枣阳、当阳等县先后任职,随后又调任武昌营业税税务主任,时间约在30年代中期,我们全家五口也在这时迁至武昌阅马场一带的黄土坡安家落户,哥哥刘大发就读于附近的实验小学,并在校报上刊发过他的优秀作文。

几年后抗日战争爆发,日寇于1938年攻陷武汉。在此之前日本飞机也常来轰炸,我们全家只好在战乱中又回到沔阳乡村故里了。

抗战前夕,黄绍竑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先父考入他主办的“湖北省县政人员训练班”,毕业后派往偏远的崇阳县任政府秘书兼第一科科长,因县长郎文汉(黄埔军校毕业)带兵上山打游击抗击日寇,便由刘承烈来代理县长。从此人们对他便以“县长”来看待,以致后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曾被列入死刑罪犯名单,经乡民联名申诉和当地政府甄别终于无罪释放。

崇阳县虽偏处鄂南,却属中国交通大动脉粤汉铁路周边地区,常遭日本鬼子飞机的狂轰滥炸。每当敌机过后,他便立即率领县政府工作人员全体出动处理善后,常常弄得血迹满身,累得精疲力竭。后来在日军的连续轰炸下难以安身,县政府只好迁往邻县——江西修水县的一个山洞里办公。

在此期间,有一天乡里送来一个年轻的偷牛罪犯,先父了解案情后将这人暂时关押起来。第二天,他竟然吩咐厨房办了一桌酒席,请这个青年农民入席,另请了两位当地乡绅作陪。年轻人不明究竟,吓得双手发抖端不住酒杯。他以县长身份一边劝酒一边开导他,希望他洗心换肠,不要作偷鸡摸狗的事,要走正路兴家创业。席上还送给他20块银元,要他回去做点小本生意,另谋生路。偷牛的年轻人听了立即离席跪下,叩头不止,激动得泪流满面,不知说什么好。到了当年春节时,改邪归正的这位青年农民带上礼物,特地前来县政府答谢刘县长,口称“恩人在上,我永世不忘你的恩情!”这件事在当时作为一件大新闻盛传一时。

据先父后来说,古书上就有县官让百姓“卖刀买牛,力农务本”的事,他不过是向古人学习罢了。

日寇占领武汉和周边地区后,我们回到乡下。因祖母是寡妇独子,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孩子单家独户过日子,艰难凶险自不必说。有一年正月十五日过元宵节,按传统习俗,家家户户都要高挂红灯;驻守仙桃镇的日军,误以为是中国人民统一抗击日军的信号,便向挂红灯的村庄连续开炮轰击,母亲只好带着我们于茫茫黑夜中逃向荒野的坟堆上避难;这时头上还是不断有炮弹呼啸飞过,或落在不远处的水沟里哄然作响,直到天亮我们才敢回家。这时村西头被炸毁的茅屋还在燃烧冒烟,两位老人躺在床上竟于睡梦中惨遭杀害。在那时的战乱中音讯不通,可日本鬼子在占领区烧杀抢掠的口头传闻却不胫而走。有一天父亲听人说我们全家都遭了大难,夜里做起噩梦,他便猛然从床上爬起,不顾一切地冲出门外去救亲人。那时他住在二楼,一下子从楼上摔到地下。因是草地,身体未受重伤,却变得神志昏迷,疯疯颠颠了。

随后他从崇阳走失,大约是想从水路乘船回家乡,不慎落入河中,被本村一周姓渔民用渔网救起送回家中。这时他已完全神经失常,窗户用纸封闭,躲在潦黑的房里睡觉,还用脸盆将脸罩起来,出外也不辨东西南北地乱闯。家里人不得不把他关锁在房里。先父的警卫员吴德林,原本是孤儿,一个多月后找到我们家,此后就作为我们家中一员住了下来,一直到1951年土改时才离去。经中医多方治疗。也到附近的大乐寺里求神拜佛,先父身心终于渐渐康复。但日本鬼子下乡时,他还是带着几分疯劲不愿躲避,一定要同鬼子面对面论理,乡亲们只好几个人一齐动手把他拖上小木船划到远处湖心去避难。

(二)一二八师的编外“高参”

策反收编黄卫军

这时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原西北军杨虎城将军部下)率部进驻沔阳一带英勇抗击日寇,先父完全康复后便自告奋勇地为他献计献策,办成了好几件事。

一二八师于1938年进驻汉川、沔阳地区以后,只有三个旅的番号,虽有抗日决心却兵力不足,于是先父谋划对驻扎在彭场的黄卫军苏振东部进行策反收编。

根据先父自己和目睹此事的哥哥的口述回忆,这段传奇性事件大致经过如下:

大约是在1939年腊月的一天,先父来到彭场黄卫军苏振东团部门前,故意来回走了两趟,这个不寻常的表现立刻引起卫兵的注意,大声呼叫要他原地站立,卫兵进门向团长苏振东报告此事。苏问是怎样一个人在团部门口活动,卫兵说:“是个高个子,头戴酱色礼帽,身穿宝蓝洋布长衫,年纪不  大,看样子是个教书先生。”苏听完就传先父进去。苏见他文质彬彬,一点也不慌忙,估计不是等闲之辈,才对答起来。先父便亮出身份:“我是受一二八师王劲哉师长派遣,前来收编贵部参加抗日的。”在宣传爱国抗日的大义之后,又点明了当时新四军和一二八师在沔阳一带抗日,黄卫军所处的危险局面。苏振东听后有些动心,又找来郑参谋长,几个人挪到另一间房子细谈了一会,最后叫先父过三天再去彭场商谈。

先父从彭场当天赶回周榨老家已是深夜了,第三天又到彭场,这次直接闯进苏振东团部,苏对他的态度大大改变,不但说话十分客气,还留他在团部吃饭。最后决定20天后接受一二八师改编。

想不到只过了10天,那天晚10点左右,先父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苏振东要在王市口附近约他会面(后来才得知,苏受到新四军五师陈少敏部的包围),会面时便将接受一二八师改编事确定下来。苏随即将全团人马从彭场撤出,由骑尾垸、横沟,越陈潭日占区过通顺河,绕胡、向塆到达麻港(一二八师控制区)。第二天清早,先父和苏振东各骑一匹高头大马前往百子桥师部会见王劲哉师长,王走出师部好远前来迎接。当即宣布任命苏为一二八师第五旅旅长,部队进驻通海口。之后,先父又帮助苏领取了军饷和军徽,将收编的事办妥。王劲哉师长十分高兴,亲手送给先父两千元纸币表示酬谢。他推让不收,李德新参谋长(兼第一旅旅长)暗中示意,一定要他收下,以免惹得王师长生气。可是他还是转手把这笔钱送给李德新了。一二八师就这样扩充到5个旅,抗日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了。

过了不久,王劲哉师长又请先父前往汉阳收编汪步青的“定国军”第一师。他一个人到汉阳罗汉洲一带找到了汪步青,收编事已大体谈妥,这时新四军五师陈少敏旅长的部队围攻汪部,将它击溃。汪步青本人逃往汉口,先父随他在汉口住了几天,并结识了定国军的熊剑东军长。由于不通音讯,一二八师的季德新参谋长派一连人马到汉阳杜家窑一带活动进行接应。哥哥刘大发也跟随邹连长担任联络。可是探听不到什么信息,队伍只得返回。父亲后来自己乘民船返回,不料在脉旺嘴上岸吃饭时被当地维持会抓住送到日军手中,说他是“中国兵大大的”。后经定国军军部电话保释,才得以乘船平安回家。   

第二天清早,父亲就赶到百子桥,向王劲哉师长报告此事。王师长已知晓汪部的情况,所以对他收编未成的事并无丝毫责怪之意,还是笑脸相迎 握手问好。此后王师长就将先父作为“高参“来对待了,但父亲不愿待在师部,他原是从事财税工作的,王就请他担任彭仙区税务所主任。那时,这一带的情况十分复杂,父亲克服困难,取得仙桃彭场两镇商家的支持办理税务,补足128师处于困境中的军费开支,不但自己未沾到什么油水,还变买自家一块良田来补交亏欠税款。勉强干了一年,就辞职回家了。

关于收编苏振东的事,王劲哉后来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写道:“汪步青的一个团长苏振东还向我部投降了。为了鼓励伪军爱国,我把苏振东升为独立第五旅旅长。”(见《沔阳文史资料》第3辑第63页)可见这是一二八师驻沔抗战史实中的一件大事。苏振东于一二八师占败后投敌,因罪行昭彰于新中国诞生后被镇压。

先父虽未直接参与一二八师抗击日寇的激烈战斗,却常常给我们讲述他知晓的有关一二八师用土办法对付日本鬼子的故事。比如为了对付日本鬼子的骑兵,一二八师在马队经过的大路上洒下许多煮熟喷香的黄豆,这些黄豆装在锯成一小节一小节的竹筒里,战马想吃黄豆,竹筒却在地面滑溜溜地滚动,使马队滞留,给我们造成了打击敌人的有利时机。再如,一二八师为了对付敌人的坦克,把防御工事周围都整成栽秧用的水稻田,底下是烂泥,上面铺稻草,鬼子的坦克开过去就瘫痪下来走不动了。父亲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常常眉飞色舞,喜笑颜开,流露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为一二八师筹建修械所

先父为一二八师策反收编黄卫军汪步青师未能成功,回家后总是觉得心里不安,一心想再为一二八师的抗日斗争再做点什么事。这时一二八师的武器装备十分缺乏,他经王劲哉师长授意,便下决心秘密筹办一个修械所,以增强打击日本鬼子的武器装备。

经过两个多月的谋划,他终于寻访到新里仁口附近一位姓胡的补锅师傅和他的外甥杨月成(杨岗人),再由他们联系上汉阳兵工厂的一位师傅刘松清;这位刘师傅满怀爱国抗日热情,愿意尽力相助。先父向王劲哉师长报告后,师长万分高兴,立即派部下火速办理。经周密策划,有关人员先在夜里将汉阳兵工厂的一些机械扔进汉江,然后再派人夜间划船到那里,偷偷地潜水将那些机械捞上来运到沔阳。就这样建成了一二八师唯一的修械所。修械所由刘松清任所长,杨月成操作机器,又从其他地方招来几位铁匠,活干得十分出色。他们不但能及时修理枪炮,并在短期内制造出了叫做“小八音”和“掰把”的两种简易式手枪,后来还造出了一种叫“掷弹筒”的小炮,射程可达三华里,对增强一二八师抗击日本鬼子的火力发挥了很大作用。

先父这时还结识了著名的仙桃工人抗日游击队的王怀之,曾在一个深夜为王怀之游击队的一伙人做饭吃,给与热心帮助。

同王劲哉的密切交往

王劲哉本属杨虎城将军统领的西北军旧部,因受蒋介石中央军系统的挤压才来到湖北江汉平原的沔阳监利一带立足抗日,刘承烈作为有着丰富经历的地方乡绅出面全力赞助他抗日,办理税务和收编伪军,深得王的尊重信任。王劲哉因采用严酷手段施政和治军,被称为“王老虎”。可是他对作为“高参”看待的刘承烈却分外客气,他有事相商,将亲笔信通过“递步哨”传送,信件不封口,只在信封上签一个大大的“劲”字,送信人便如同接力赛跑似地一站接一站送到我家。刘承烈去师部办事,王劲哉总是破例送到师部门外告别,使许多人为之惊奇。家兄于1940年结婚时,一二八师竟然派了一位郭连长带着一帮弟兄从仙桃镇来到乡下我家参加迎亲仪式,使乡里哄动。王在师部有一次随意和刘聊天,询问乡亲们对他有何意见,刘直言相告,“有人说师长杀人过度”。王听了沉下脸来却并未发火,而是拿出一个本子,将被杀者的罪状一一说明。刘也就再不敢轻易开口提意见了。

王劲哉在沔阳一带抗击日寇战功显赫,后战败被俘,却大难不死,于1948年投奔解放区,被毛泽东任命为陕西军区副司令员,直至1968年病逝。沔阳汪烈九先生撰写的《王老虎传奇》,将王劲哉的抗日传奇写得有声有色,我深表赞赏。书中也写到刘承烈作为地方乡绅代表对他的竭诚相助。但书中所述刘承烈在汉口帮助他化装潜逃至解放区,则是枝节上的虚构。

关于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和王劲哉的交往,家兄刘大发根据自己伴随父亲的切身感受所写的《刘承烈和王劲哉》一文,刊于1987年在仙桃出版的《抗日战争中的王劲哉》,作了具体生动的记述。

我于童年时期就被王劲哉抗日事迹所深深吸引。2015年,在湖北荆楚文化研究会王生铁会长的赞助下,编纂了《一二八师鄂中抗日史迹实录》一书出版,并偕同夫人和助手赴仙桃市探望慰问了几位健在的一二八师老兵。

(三)县参议员的乡里情怀

先父亲是在1946年被乡亲们推选为沔阳县参议员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阻挡人民革命的洪流,一手扩充和调动军队打内战,一手玩弄美国式的“民主”游戏,吸收民间人士成立地方参议会。先父便利用这参议员身份同地方当权者打交道。尽力造福乡里。

其中一件事是营救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被捕的罗仁海。罗是本村人,原在五师师部做文书工作,后在京山被捕,押解回乡处置。罗的父亲见到儿子五花大绑从堤上走过,当即上我家请求父亲出面救人。父亲听说后立即动身,经过一番活动,从活埋人的土坑里把他拉了起来带回。父亲穿的那件兰长衫在翻越栅栏时也被扯破了。罗后来担任了当地公办小学校长。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为扩充军队打内战,到处抓“壮丁”。有钱有势的人自有办法应付,那些穷家小户的孩子就常常要遭殃了。每当有乡亲上门救助,父亲总是尽力活动将其保回。

如船湾的高秋成,本系独子,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政府明文规定是不应被抽当兵的,可是因家庭贫困,无钱相抵,还是被抓送县。父亲不辞辛劳,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里,赶赴沔城,据理力争,终于将高秋成救了出来。高父送来一件白竹布衣料,当时就被父亲退回了。

先父还利用县参议员的身份,掩护过共产党游击队的地下工作人员。约在1948年,活动于天门沔阳一带的游击队司令汪文翰(50年代任荆州地区地方法院院长),就曾派了一地下工作人员住在我家多日,在拉锯战中搜集国民党军队情报。父亲是汪的老朋友,本有多年交往,这位地下工作人员以走亲戚的名义住了六七天。我亲眼看到半夜里有联络员来,从耳朵里取出写有情报的小纸团交给他。

他还动员当地知识青年投奔解放区,其中有一位张英杰,原在武汉市读高中,1948年进入江汉公学学习,后参加接管新堤,成为洪湖县党政领导人之一,一直工作到80年代因病去世。他就是由当时住在我家的那位下工作人员动员和介绍走进革命队伍的。

父亲曾被推选为沔阳、洪湖一带的刘姓族长。按照“重孝悌”“务正业”和“敦睦乡里”等族训,处理过一些违犯社会伦理的事,其中一件是出面处罚和平息了刘姓子弟同外姓有夫之妇勾搭成奸的事,避免了一场互相仇杀的恶性冲突。

还以族长权威将本村一个虐待老父不讲孝道的年轻人绑在板凳上打屁股,当众执行族规,留下长时期震撼人心的印象。

(四)刑场无罪开释

大约是1950年冬季的一天,区政府贴出镇压反革命的布告,其中列有刘承烈的名字,并告知家人可到彭场公审大会和刑场上去处理善后。哥哥在悲痛与惶恐中准备了收殓遗体的绳索芦席,同一位堂兄前往彭场。可到那里以后,想不到第一个被点名的刘承烈却当场无罪释放。哥哥和乡亲们便不胜惊喜地把他接回家来。此后,官方就以“开明士绅”来看待他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他任崇阳县“代理县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的主要事务就是应对抗日战事,并无“反革命”罪过。在逮捕他以后,村里下湾的乡亲就说:“承烈先生在外头当县长的时候,有一回腊月间回家过年,骑马从我们这里经过,见我们这里穷家小户多,走过一户人家就随手送两三块银元给乡亲过年,最后把包里的钱都掏光了。这样的好人怎么能镇压呢?”

许多乡亲便商议要向政府提出保释承烈先生的意见。其中最为积极热情的是我们邻村梅湖的一位中年妇女胡想姑。胡的丈夫死去多年,千辛万苦养大的19岁独生子谭冬青却于1947年被国军抓壮丁抓到了沔城,马上就要解往前线当炮灰。胡想姑急得在家门口嚎淘大哭。父亲刚好那天经过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到乡公所取得证明,随即赶到沔阳县城,县政府不理会,他又直接找到办理接兵的团管区,指示他们不该将寡妇独子抓来当兵;作为县参议员,他要把这件事管到底。最后他们只好将谭冬青放走,缺额由袁市乡另行补充。父亲立即将谭冬青带回家。第二天清早,胡想姑就提上篮子,装了几十个鸡蛋和十几斤糯米赶到我家,跪在门前谢恩。我父亲不要她送礼,她跪着不起来,后来只好把这些东西收下,回送了三块银元,请她做一双厚底布鞋好跑路。这件事给谭家也给乡亲留下了很深印象。后来当上了农会主席的谭冬青听说刘承烈先生成了被镇压的对象,立即告诉他妈,母子当即成商定一定要向人民政府请愿搭救恩人。当天半夜他们母子俩就走到彭场,守在彭场区政府门口,大清早就拦住廖区长诉说了保释承烈先生的缘由。后来据说她还找到贴布告的地方,把刘承烈的名字抠掉,大声说:“这样的好人不能杀,我们要把他保出来,名字是我抠的,我就坐在这里担当这事!”那一天彭场河岸边聚集了一两百人,许多人都表示出保释刘先生的意愿。

后来听说县里还有一些在打游击时结识过父亲的老革命也站出来说了话。据妹妹回忆:大约在1947年敌我拉锯战时,有两位共产党游击队员遭遇国民党正规军陷入困境,他们便偷偷从厨屋溜进我家后房,躲在厚厚的土布蚊帐里;妹妹进房吓得惊叫起来,母亲便告知她这是来逃难的父亲的朋友。他俩就在这个暗房中躲了两天,等到国民党军队撤离后,父亲便安排一个夜晚将他俩送往洪湖。听说他俩后来就在沔阳县军政机关任职,听说刘承烈被列入镇反名单的事 后,站出来讲了这件事,便使父亲得以逢凶化吉了。

究竟父亲当时的处置是怎样突然改变的,这几十年前的往事已经无法完全探明了。但父老乡亲们的公道正直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的体察民意与实情,却成为一段使人们难以忘却的历史佳话。

土改后,刘承烈虽然作为管制劳动对象,还是不断受到乡亲们的好心关照。后来在1955年5月间的一天,在水田参加劳动,脚上不慎被铁片划破口子染上破伤风,不到60岁就去世了。

父亲本是一个出生农家的乡村孩子,没有机会到正规的官办学校去求学,就是凭着自己的勤奋求知,在外闯荡。

家中藏书甚多,我至今还记得有全套的《曾文正公全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以及一堆《东方杂志》,还有他亲手剪贴装订的一本又一本有关国家大事的剪报。他外出时,还常常借来一些新书给我阅读,以打开眼界。这使我从小就养成了喜爱啃书本的习惯。我第一次看到并记住鲁迅的名字,就是从家中收藏的《良友画报》关于鲁迅丧事的照片中来的。

他不会经营家产,在他手上不仅没有增添家产,还卖掉了十来亩田地,弄得后来不得不靠教私塾来收一点学费补贴家用。

他办事虽然心地慈善,友爱乡邻,却常常因超脱通常情理而使人觉得有些迂夫子气。常被人称为“迷气先生。”

(五)塾师功德长驻留

先父于大致于1939年由崇阳回到沔阳老家之后,便定居乡下。他不会干农活,自家田地全部出租。他平日的主要活动是教私塾,只要串连到几个学生,就在自家厅堂里开班,学生家长就提来一些粮食交学费。因他在外闯荡多年,见多识广,也常有外地(本县之内)来请他去开馆教书,下面就是一位1949年在他门下启蒙受业,1964年进入华中师大攻读,于2013年写成的回乙录中,对刘承烈这位乡村塾师的鲜明记忆:

刘老先生在当地确实是一位德隆望尊的长者。老人家当时年近五旬,面容清癯,身材修长,经常着一件灰兰色长袍,给人的印象温文尔雅。先生教我们一年,从没见他动怒呵斥谁。先生桌上有一把一寸多宽,近两尺长的戒尺。可从来没有用来惩戒我们——要知道,私塾先生打学生那是惯例。只有一次,因一位彭姓学生实在顽劣,先生才拿着戒尺点了点他的额头,轻声说道:“你呀你,怎么这么不用心!你看人家祖扬,比你小几岁,一本书都背定了。你的一本书,摸的像团鱼壳,还一半都没有背会。孰知,就是先生不经意的褒扬,奠定了我读书的兴趣与信心!

先生那时我们几位小学生家吃派饭,学费只象征性地交一点来。每次到我们家吃饭,我母亲就特地炸点鱼,炒点鸡蛋,可先生吃得很少,总是把好一点的菜往我碗里夹,并每每嘱咐我母亲要让孩子多读书。这也许是我母亲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断肠子的情况下,也要咬牙供我读书的重要原因吧。(见许祖扬:《怀念我的蒙师刘承烈先生》、《孝雅2013年第3期》)

我在父亲的学馆里也上过学。由于就读的学生年龄大小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只能进行复式班教学,启蒙班教识字、背书、写字,到读了几年进大班才由老师开讲,对《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中的文章进行讲解。他对学生的读写训练并不十分严格,由于他出外闯荡多年,见识广博,眼界开阔,又喜爱学生,因此开讲和平时的谈话深受学生欢迎,且富于教益。我在课堂上就亲见他拿着一本《园耻史》,并将中国地图画成一片桑叶样子将怎样被列强侵占蚕食的历史细细讲述,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之心。尽管那时的乡村私塾不是现代正规学校教育,先父的教书育人事迹仍受到现今人们称道。大约是1990年,沔阳县文化局长郑朝荣邀请我去参加当地的一个乡村文化活动,当面对我讲:我家解放前靠补锅手艺谋生,家里穷,上不起学。承烈先生教书收我做学生,连写字本都是他送的。我就是靠这点文化底子在部队里努力上进,才成为军官,转业后当了这文化局长。

还有一位80年代担任洪湖县农机局长的陈益雄,也是出身于乡村贫苦农家,在承烈先生的私塾里上学打下文化基础而成长的。

我在他身边最惬意的是听他讲述在远方异地所见所闻的奇闻异事,其中有些和他的亲身经历有关,有些则是民间传说,如他曾讲过一则张之洞的故事,梗概是:

张之洞作湖广总督时,有一天逛黄鹤楼,在地摊上看见一只青石镯子,非寻常之物,便问摆地摊的老汉打听它的来历。老汉说是江边一个摸鱼人从江底摸到卖给他的,张之洞用八串铜钱买下,并托老汉寻访这摸鱼人,想进一步弄清它的来历。几天后他果然找到这渔夫向张之洞报告:前不久他在龟山脚下摸鱼进到一个石洞里,只见中间蹲着一个像猴子的怪物,头上长着一只角,正闭着眼睛打呼噜。他见石洞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他的独角上套着这只石镯子,便斗胆取了下来,再回到岸上将它卖给了摆地摊的老汉。张之洞听了此事大为惊奇,吩咐他赶紧再下水一趟,将这石镯子好好套回到怪物头上,办理此事后将重重有赏。这渔民第二天立即再次下水摸进那间石屋子,只见那怪物正清醒过来,睁眼抬头,口吐人言,问渔夫道:“禹王在吗?”渔夫想起山上禹王庙里供着的大禹王塑像,便随口答道:“禹王在。”那怪物便又眯眼打起瞌睡来。渔夫轻手轻脚将那镯子套在他头上,便急急忙忙出洞游上岸了,并向张之洞回复了此事。张之洞随后找个由产头将这渔夫杀了,并给了他家小两百两银子的抚恤金。后来张之洞对身边讲:那怪物叫巫支祁,曾兴风作浪,阻挠大禹王治水,禹王费了好大功夫,才将它抓住用铁炼子锁身囚禁在龟山脚下的石洞里,并在他头上套上那青石镯子,如同泰山压顶使他动弹不得。要是他得知禹王已死,头上又无压顶之物,再跑出来兴风作浪,整个湖广地区就会又变成云梦大泽了。所以我不得不将那渔夫处置,以绝后患。

这个以《龟山脚下的水怪》为篇名的张之洞传说,由我按童年记忆整理写定,于1983年选编在《湖北省民间故事传说集》的武汉市专辑之中印出。大禹治水锁妖猴巫支祁于洞内的神话传说在中国南方盛传于多处,这篇传说 不但将此事落脚于著名的黄鹤楼所在地,和山头的禹王庙等古迹紧密相连结,还将张之洞这位近代大政治家大学问家牵扯进来而显得更加生动活泼。笔者童年时代就十分爱听民间故事,以后痴迷这一民间文学宝藏数十年,同先父当年的熏陶显然是分不开的。

先父没有文字著述传世,由于家乡几度沦为泽国,连一份完整手稿也没有留下。可喜的是,他在外村教私塾时所撰文稿有一些却被学生保留下来,下面就是由当下年逾八旬的许年春誉录于1947年,再于2012年7月转录给我的一篇刘承烈手稿《说早起之益》,现将此文主体段落照录如下:

昔周公坐以待旦,文王夜寐夙兴;曾文正以早起为家训,陶侃运砖以安晋室。虽然,闻古之名圣雄杰,皆欲攘臂奋起,炼筋强骨,宏图磨砺以报家国,耿耿忠心以守社稷,而况平凡者乎。

然且一年之际在于春,一日之际在于晨;三早为一工,洵非虚语矣。由此僻壤乡村,开明贤哲,尚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议,炼身舞剑,以壮体魄,博爱侠行,乃求自保,思安天下者,无一不以早起为训导,亦非鲜矣。尤钦以东亚刘琨祖逖之壮怀乎。闻鸡起舞,拔剑自砺以图存;北伐中原,驱逐强胡以达统一之功,岂徒然哉。由斯以谈,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此非妄语耳。况当今之势,吾国已沦多事之秋,环球列强,虎势眈眈,欺我中华,全是病夫;故**屡侵,血战八年,吾国已受巨挫。西欧各国,垂涎三尺,梦欲瓜分我国土,屠杀我同胞,宰割我港澳,已成铁案;时至今日,孰不掩面而嘘唏哉。诚然尔等处青少之期,锻炼身心,以资国用,乃目前之所必须也。


     
此稿大约写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内战尚未全面开启的1946年。原是供学生欣赏阅读的范文,其文风与人格开卷即显。并未出现有关人民革命的政治内容,却又并非陈旧的八股腔调,在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旨,赞誉一系列古代圣贤英烈人物的段落中,穿插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强我中华的豪情呼唤。面对这些穷乡僻壤的农家孩子,呼唤他们励志早起,强身健体以资国用。虽不属正规学校而只是私塾启蒙教育,对学生的教导却已大大超越传统私塾单纯的读书识字,已经跨进到教导学生关心国家富强的大事上来了。今日细读此稿,且蒙门生留存至今,实觉难能可贵。

2019年教师节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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