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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9 20:12:53 来自: 来自手机 | 查看: 3209| 回复: 0
那一夜


              一

腊月的一天,我和妻子来到镇贸易市场,准备逛逛后,顺便买点年货回家。当我们经过市场入口处一个早点摊位时,只见餐桌前,坐满了吃早餐的人。有的正用调羹舀着热气腾腾的三鲜汤,慢悠悠地品尝着;有的端着小酒杯,一边抿着酒,一边夹着盘子里的蒸肉,吃得有滋有味。
“老板,过早哦。”一位伙计连忙招呼我们。妻子望了我一眼,问我:“吃点什么?”“随便啦!”我和妻子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
“咿!这不是刘伯吗?”妻子刚一坐下,看到旁边一位戴着瓜皮帽的老头,正在喝酒。他的面前摆着一小碟油炸花生米,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还有几口快喝完了的肉汤。妻子惊讶地问:“您也过来了?”几乎在同时,被妻子称作刘伯的老头也认出了我妻子,他显出很激动的样子,急忙站起身来,对我妻子说:“蓝梅啊,你们啥时候回来的?到你妈那去了吗?”我妻子说:“我们回家两天了,昨天到我妈家去过了。”
正说话间,早点摊伙计过来问我们:“两位吃点什么啊?”“给他们一人来一碗鳝鱼粉。”刘伯对伙计说,然后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来,递给伙计,“他们两人的帐我付了。”“这怎么行?刘伯!”我忙拦住刘伯,对伙计说,“他老人家的帐,也由我们来付。”妻子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递给伙计。
“嗬!今天可好了。两个人都抢着付钱。谢谢了,谢谢了。”伙计脸上堆满了笑,喜滋滋地说。他边说边从我妻子手里接过钱,准备找零了。他又对刘伯说,“刘伯,您是老人,应该让晚辈敬您才对!”刘伯坚决不让伙计找零,他说道:“这顿早餐必须由我买单,不然,我心里会不安的。蓝梅这丫头,和她爹一个样。”
伙计和我俩都拗不过刘伯,便由刘伯买了单。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忙吩咐妻子到旁边的一个杂货店,买了两包香烟过来,递给刘伯。刘伯连连摇手:“快退回去,我早不抽烟了,只喝两口酒,一有时间,就一个人到这里来喝点,吃个早餐。”说到这里,刘伯叹了口气,对我妻子说,“蓝梅,要是你爹还在的话,我俩经常在一起喝几口,不知该有多好**”
我看到他眼里闪过一丝泪光,我妻子也长叹了一口气。“两位,鳝鱼粉来了。”伙计用一个塑料盘子端着两碗香气扑鼻的鳝鱼粉,摆在桌上,对我说,“来点酒吗?”“谢谢了,不用。”我对伙计说。“您还来点吧?”我妻子对刘伯说。“不用了,我已经吃饱喝足了。你们俩慢慢用。”
刘伯用左手扯了扯瓜皮帽,然后对我和妻子拱了一下手,说道:“我先走了,你们吃完了,一定要到我家里去坐坐。”刘伯开始往外走,“蓝梅,我晓明的房子就在文化街二号,住两三年了,他们都在家里。”说完刘伯就离开了。
看着刘伯一步步消失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我好奇地问妻子:“刘伯怎么说你和你爹一样啊?是什么意思?”妻子喝了一口汤后,对我说:“这里人多,不方便说,等会给你讲。”
离开早点摊后,我们来到离集易市场不远处的镇文化中心广场,在一条石凳子上坐了下来,妻子便娓娓地给我讲起了刘伯的故事——
   
                 二

那是我十三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大约是十月份的一个夜晚,天很黑。白天社员们忙着打谷,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因为太劳累,我们整个湾子,都黑灯瞎火的,人们已沉浸在梦乡之中。
三青哥是我的邻居,他是一个复员军人,那年二十三岁。复员后,他被安排在大队做民兵连长。每天晚上,他都要带领大队民兵,到辖区各小队进行巡逻,以防“地富反坏右”分子偷盗抢劫,“破坏”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
那天,我们队群众脱粒的谷子,全部堆放在晒场上。由于职业习惯使然,大约晚上十二点钟的时候,刚从其他小队巡逻回来的三青哥,左手提着一盏马灯,右肩背着一支步枪,一个人到晒场上去巡逻查哨。我们队的晒场,在湾子的后面,一条通往庄稼地的土公路,打这里经过,公路右边是晒场,晒场再右边就是队里的仓库。因为第二天还要晒谷、装谷、卖余粮,所以社员们便把谷子堆在晒场上,用几块大帆布盖着。
此时,天上虽然挤满了密密麻麻的星星,地面上却依然漆黑一片。三青哥手里的马灯光晃荡着,他一边走着,一边警惕地观察着谷堆四周的动静。忽然,他听到谷堆处传过来几声“嚓嚓”的声音。“是老鼠?还是有贼?”他心里突然一紧,赶忙加快了脚步,向谷堆跑过去。“啊!有贼!”三青哥就着马灯的光亮,仔细一看,盖谷堆的帆布被掀开了一角,两只又长又细的布袋子,横躺在地上,一只布袋里已经装满了谷子,大约七八十斤的样子,另一只布袋刚装了一半。“是谁这样胆大包大?抓住了一定要狠狠地批斗。”三青哥想着,便屏住呼吸,在谷堆旁的堆垛边四处搜寻起来。四周没有发现动静,他熄掉马灯,咳了几声,故意大声叫道:“今天见鬼了。马灯也没有油了,回家睡觉去了。”只听到马灯摔到地上的声音。三青哥开始缓缓往来的方向走动着,走了百把米远,他便一溜烟地滑到路边的一块水稻田里。因为稻茬很深,所以很难被人发现。大约过了个把小时的样子,三青哥隐隐听到有脚步走动的声音,很沉重的那种。他想,一定是盗谷贼出现了。他屏声息气,目光紧紧地盯着路上。“咳,咳,”三青哥听到有人在喘着粗气。“差点吓死我了。”路上传来一声叹息。“是刘富贵!”三青哥一听那喘气声,就知道了,“这个老地主分子,太不老实了。”三青哥使出从部队里学来的那些本领,一个鲤鱼打挺,从稻田里跃了起来,跳到土路上。“啊!”这回轮到刘富贵大吃一惊了,他惊慌失措,扔下身上的担子,撒腿就跑。“往哪里跑?刘富贵!”三青哥大吼一声,“你给我站住!再跑,我就要开枪了。”他知道,这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人的。这支枪在自己手里都有一两年了,可却根本没有上过一颗子弹。“我!”那个正在奔跑的黑影立马停了下来,“三青,是我啊!我错了。求你放我一马,好吗?”“刘富贵,你不要痴心妄想了!”三青哥说完,把正抖得厉害的刘富贵扯过来。“三青啊!看在我们是邻里乡亲的份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刘富贵哭着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直给三青哥磕头。三青哥冷笑一声,说道:“门都没有!走!到大队部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要抱侥幸心理,跟我到大队去,看大队干部怎么说。”此刻的三青哥,有一种很成功的喜悦感。当晚,三青哥和另外一个民兵值勤,守着刘富贵直到天亮。


             三
            
“这个刘老头也太笨了。”妻子讲到这里,我插话道,“明明被人发现了,还非要偷那一百多斤谷子不可?不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吗?”我摇了摇头,“真是不可思议。”
“你哪里知道,他那时是拚上性命了,”妻子又长叹一口气,“后来,他老婆在地里捡棉花的时候,边哭边跟我妈说,他们一家人实在是饿得没办法了,看到那天天又黑,队里的群众又累,都休息了,所以才铤而走险,做了那个丑事。为了这件事,刘富贵一家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妻子说到这里,站起身子来,对我说,“坐在这里太冷了,我们边走边说。”我们一边走着,妻子一边继续说着——
第二天上午,大队书记在高音喇叭里,紧急通知全大队群众,到大队部集合,对刘富贵进行批斗。刘富贵用一根木棒挑着两满口袋谷子,站在学校的操场上。那时候,大队有什么活动和会议,都是在我们学校操场上举行的。三青哥首先发言,讲了他独自一人巡逻时,发现队里的谷子被盗,以及抓获刘富贵的经过。大队书记对三青哥进行了表扬,接着让刘富贵老实交待盗窃集体粮食的罪行。刘富贵站在那里,肩上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还不准动一下。他满脸是汗,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眼含泪水。大队的群众批斗散场后,又由我们学校的两百余名师生对他进行批斗。
刘富贵的嫡亲侄女叫刘爱秀,那年十三岁,和我同是五年级的学生。她父亲在一个贫农家里做了上门女婿,为了和刘富贵划清界线,所以两兄弟不再来往了。
我们的班主任黄一青对刘爱秀说:“爱秀,今天是你好好表现的时候了,你一定要彻底完全地揭发刘富贵这个大恶霸地主的罪行,和他彻底划清界限,做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
刘爱秀拿着写好的检举书,站在刘富贵身边,一边大声地读着检举书,一边朝刘富贵吐口水。控诉完刘富贵的“罪行”后,刘爱秀又举起右手,大声疾呼起来:“打倒大恶霸地主刘富贵!”“打倒盗窃犯刘富贵!”下面,全校师生也群情激奋,一声声唾骂声,把刘富贵吓得心惊肉跳,他口吐鲜血,一下子栽倒在地。
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大队赤脚医生为他作了检查,说刘富贵根本没有病,只是干渴、站立太久,加上心情紧张,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无关大碍。第二天,大队干部又让刘富贵挑着那两口袋谷子,从一队一直到十一队进行游行。刘富贵在路上,累得吐了几次血。他的脸像死猪一样,白里拉叽的,没有一点血色。
那一年刘富贵四十岁,在生产队放牛。他家里有父母,还有四个儿女,只有他两口子挣工分。由于是地主成分,所以分得的口粮要比贫下中农少很多,一家人真是饿得慌,便起了盗窃之心。

            四

“那他为什么和二爷(我岳父)扯上了关系呢?”我不解地问。“他老婆和我妈在一个组捡棉花,一天到晚哭个不停,说自己的亲哥哥亲侄女都不认自己了,还有啥活头?要不是看几个娃儿还小,早就想一死了之。”妻子说。“那他家可以弄些南瓜、红薯之类充饥啊,”我说,“我小时候家里也穷啊,还不是父母种这些,把我们养大的。”“他家里就不一样了,”妻子脸色严峻地说,“他是地主家,自留地也比别人少,房前屋后他家也种过,都被那些贫下中农子弟给糟蹋了。他们也不敢说什么,为了避免惹是生非,以后就不种了。”妻子说到这里,怜悯地说,“要不是我父亲后来亲口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他和我父亲还有一层关系。”
“是什么关系啊?”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我父亲那时候在大队的轧米房轧米,每天收工后,父亲就把轧米机的轧米曹子里残留的一些细米,用刷子刷干净,然后用一个小布包包起来,揣在怀里,晚上偷偷地来到刘富贵家,放在他家桌子上就走。虽然不多,但总比没有强些吧?”
“二爷怎么这么大的胆,他不怕被人发现?说他和地主关系密切被人批斗?”我有些担心地说。
“肯定怕了!”妻子又说,“那时候我们家兄弟姊妹也多,日子也不好过。但二爷说,刘富贵一家人,如果没有人搭救的话,真说不定会寻短见!他说有一回看到刘富贵老婆正拿着一根麻绳,到屋后的竹林子去了,二爷赶快过去夺下了她手中的绳子,跟她好说歹说,她才回过心来。二爷说,我们家是军属,大伯那时候已经在部队任团长了,革命家属是有些优惠政策的。我们家的日子比人家要稍微好过一些,但都是乡里乡亲,不能见死不救啊!所以,二爷也顾不了那些了,有吃的,有喝的,总要挤些出来,接济刘富贵一家。”
听到这里,我对二爷肃然起敬。
妻子接着说:“后来,地主富农的帽子摘掉了,分田到户了,刘富贵一家人,齐心协力,拼命地在地上忙活。收入增加了,心情也好了,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带点酒到我们家,和二爷喝上几口!”说到这里,妻子有些泪眼模糊,“二爷后来得了咽喉癌,就那样说走就走了!”说着说着,我们竟不知不觉来到了文化街二号。
刘富贵正坐在门口晒太阳,他儿子晓明正在屋里做铝合金门窗。晓明比我妻子大两岁,初中毕业后,跟街上一个师傅学会了做铝合金门窗的手艺,生意十分红火,这会他妻子也在帮忙。
见我和妻子到来,刘富贵十分高兴,他忙招呼晓明:“快来晓明,你看哪个来了?”
晓明忙放下手里的活计,来到我们跟前:“哎呀,蓝梅,好久不见,一切都好吧?”“好好好!”我妻子笑着说,“你真行啊晓明。几年不见,当了老板,还在镇上盖了房子,真了不起。”
晓明说:“坐坐坐!我让老婆去做饭,和你们好好喝几杯。”
看着他们一家人忙忙碌碌的样子,想起多年前,他们一家人为了生活,受尽了艰辛,吃尽了苦头,而如今都已安居乐业,生活也过得和和美美,我为他们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想,我们都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或许,那一夜,早已悄然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然而于我,却已经铭心刻骨,但愿那一夜的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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