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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时代》第二章放牛娃学生娃30、乡村破四旧原创 作家达度 2019-04-20 1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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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乡村破四旧
除了神仙,几乎没有人能事先知道,悄然降临的一九六六年,会成为一个让人无法忘记的特殊年份。多年以后,许多人认为,文化*革命就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其实,文化*革命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一九六四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无疑是文化*革命的前奏和预演。
学校开学了许多日子,可是学生的课本却迟迟没来,这是往年没有出现过的情况。有天上午,公社来电话通知,说课本到了,老师就临时派了应运东和另外两个同学去公社领书。老师把两卷钞票分装在运东的两个盒包里。这是一百多元钱啊,票面都是一元两元的,还有角票。老师再三嘱咐那两个同学要一前一后保护好应运东。这是运东从出生以来身上带钱最多的一次。他身上鼓鼓囊囊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就像身上绑了两颗**,还被人“押”着,连走路都不自然了。
那天来公社买书的人很多,到了下午,他们总算把算术课本买到手了,而语文课本还是杳无音信。剩下一半的钱又该运东带回去。那一天真是把他吓好了,生怕把钱弄丢了。好在那时社会清泰平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作奸犯科者少,匪盗近乎绝迹。所以不会有事。即使如此,运东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既然语文书迟迟未到,学校只好奉上级指示精神,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本翻印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来代替语文课本。低年级的学生就选学其中简单的篇章,高年级的学生就通学全本。


这年五月,毛主席发表了《五七指示》,这是教育战线上的一件大事。里面有一段话是针对在校学生说的:“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全体师生如获至宝,所有学生都要读熟、背会甚至默写出来。
期末考试的时候,语文竟然试行了开卷考试。运东后来才知道,这也是落实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最新尝试。因为毛主席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他主张题目公开,考试可以看书去做,还可以交头接耳。不懂的东西,把人家做了的抄一遍也行。这样的最高指示真是太受学生们欢迎了。运东一向成绩好,喜欢考试,现在却显得无可适从。他不知这次开卷考试如何判分,也不知道自己考得怎么样。因为直到要放假了,也不见老师把考试成绩公布出来。
社会形势说变就变,完全符合“日新月异”这个词。全国性的红卫兵串连和“破四旧”活动是从暑假开始的。学生该放暑假了,实际上只是低年级的学生放了假,高年级的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好像没有放暑假这个概念。特别是加入了“红卫兵”组织的那些人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跟着比他们大的中学生哥哥姐姐外出搞串连,还有一些人就在本地开始了“破四旧”活动。不时有外出搞串连的“红卫兵”回到地方来,把外边的形势吹得天花乱坠,什么搭车乘船不要票呀,吃饭过夜不收钱啊,走到哪里都有专人接待呀**所到之处都只认手臂上那个“红卫兵”袖装。到汉口,到北京,到上海,城里的房子好高呃,怕有上十层楼啊,昂起头来看,还没等你看到楼顶,头上的帽子就掉了。那种感觉就像神仙一般在遨游仙景,一下就把听的人击中了。他们心驰神往,恨不得立刻长上翅膀,飞出去体验一番。运东和一些低年级学生听了几回讲演,好生羡慕,只怨父母把他们晚生了几年。不然,他们也可以戴上“红卫兵”袖装,出去风光风光了。
一天下午,运东和几个放牛娃下湖割了牛草回来,发现村头临时搭了个戏棚,有人在里面唱皮影戏“还咳子还哟”。运东好奇地扒开门帘往里一瞧,原来是村里几个爱唱皮影戏的年轻人,在里面燃着灯,在预演皮影戏呢。这些人里边,自然少不了绰号“道士先生”的唐之道。奇怪的是,运东的小爷格生和应于宝老师也在里面。
他就问小爷:“你们是不是要晚上演出啊?”
格生说:“还演出个鬼。马上要‘破四旧’了,这些东西都要毁掉了,我们赶着过过瘾呢。”
应于宝老师就对运东说:“你看到了不要瞎说啊,不要说看到我了啊?”
运东点点头,就走出戏棚回家了。他还小,也不明白这些东西马上就要失去的珍贵。他后来在小爷家里还看到过两个皮影儿,一个像将军,一个像皇帝。也许就是从那天之后,那些皮影人就被那些人分走了,最后也就彻底消失了。


运东不懂什么是“破四旧”,尽管听别人说过,“破四旧”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可他还是半懂不懂的。有一天早上放牛时,格龙叔叔叫他回家吃了饭,就跟着他一起去“破四旧”。他不敢不从,可又满腹狐疑:他连学生都不是了,也能“破四旧”?
格龙叔叔已经辍学几个月了。五年级没读完,就读不下去了。他经常在课堂上调皮捣蛋打人,只要老师到黑板上写字,背对学生时,他就把前后左右的学生打得哇哇乱叫。老师问他为什么打人,他说手痒。老师说,你手痒怎么不往桌上墙上打呀?他说那打的手疼。老师说,你打别人疼不疼呢?他说,别人疼不疼我不晓得,哪个惹我不高兴我就打谁。同学们哄堂一笑。老师就把他拉到前面罚站,放学后就去他家走访。他父亲“鸠山”队长也拿他没办法呀。学校只好劝他退学,他还巴不得呢。他父亲说:“你以后不要怪我没让你读书啊。”他说:“我不怪你。”就这样,父子俩咬了口,他就放任自由了。
连运东在内,格龙叔叔约了四五个放牛娃,一路玩到学校附近。格龙见四下无人,就把他们招到教室背后,掰开后窗往里一瞧,只见空落落的教室中央,堆了一大堆书。这都是最近一段时间,红卫兵们从各家各户查抄“四旧”所取得的战果。于是,运东就知道格龙是怎样“破四旧”了:他想进去偷书。运东胆小,不敢进去。格龙叔叔就吩咐运东和一个与他同样胆小的娃儿在外面放哨,他和几个大娃都从窗户里翻进去。过了一会儿,格龙叔叔从窗户里递出来几本书,叫他们两个拿着。又过了一会儿,格龙他们都翻了出来,手里也都拿着书。然后,他们悄没声息地来到格龙家里。这一趟,他们就给格龙叔叔拿回了二十多本书,却没有发现谁来管他们。随后他们又去干了第二趟。这一个上午,他们连干五趟,少说也给格龙叔叔弄了一百多本书,还连带三个装书的箱子。真没想到,格龙叔叔这个调皮佬,把学不上了,居然喜欢看书呢。
作为奖赏,格龙叔叔让每个参与者拿走一本书。运东拿的是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一边走一边翻看着,暗自庆幸的是,格龙叔叔忘记了给他布置讲故事的事儿。


达度简介:本名应才兵,湖北仙桃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已在《中国作家》《中国报告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北京文学》《长江文艺》等发表出版作品200多万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直人横人圆人弯人》,《就这样把你征服》,长篇小说《贫困时代》,长篇报告文学《体操神话》,军旅报告文学《世界屋脊上的钢铁长城》,《尘封七十年的抗日名将曾锡珪》等。《体操神话》获湖北省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世界屋脊上的钢铁长城》入选《2012中国报告文学年选》,《喜马拉雅山上的格桑花》获中宣部中国梦征文二等奖。2014年为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作家,在湖北洪湖市定点深入生活,完成长篇小说《贫困时代》,被称为江汉平原版“平凡的世界”,“一部精彩呈现江汉平原地域史诗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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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xtjwyc 于 2019-4-22 10:15 编辑

这一节连载终于发出来了,还真是不容易。感谢网管高抬贵手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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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达度
湖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文化领域创作者




平原的不平凡历史——读达度《贫困时代》
李鲁平(著名评论家、湖北省作协副主席)

中国的当代历史中,1966年到1976年常常被称之为“十年浩劫”、极“左”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同的说法体现出不同说话者的价值偏好,也凸显出对这十年缺乏深刻而清晰的认识。事实上,这一段极大影响中国社会进程和人民命运的历史,其起点可能要早于1966年,不少人认为从1964年的“四清”运动就开始了。这十多年无论对一个民族还是对一个个的个人,都是不堪回首的,都是缺乏尊严、人格、甚至野蛮、荒唐的、屈辱的。这十多年人性中所有的恶都被淋漓尽致地呈现,那些处于底层的老百姓的命运,更是如同野草一样,低贱、卑微,但他们坚韧地顽强地生存下来。直到1976年,一段历史走向终结,另一个时代即将掀开帷幕。达度的长篇小说《贫困时代》讲述的正是从1964年到1976年平原乡村的艰难历史。
《贫困时代》以“应运东”的成长为线索,从应运东的童年、小学、初中,一直写到下学回乡参加劳动。这是一个平原的孩子的成长史。应运东从小表现出与同龄孩子不一样的性格与品质。他内敛、安静,聪明、好学,勤奋、倔强。与同样成长于贫穷时代的平原孩子不同,应运东既能承受苦难,又充满理想和思考。在不能被推荐继续读书,在教育事实上已经沦为革命、劳动之后,他也能平静接受现实,回到乡村,回到平原的湖泊沟渠上战天斗地。应运东的成长历史证明这个阅读面宽广的青年,在从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听话”、“懂事”的青年,他没有超出他所处的思想氛围和历史环境,尽管他暗自下过决心找出害死父亲的凶手,也只是对“冤屈”的不满,并非对“世道”的质疑。当然,应运东并非没有反思自己的成长历史。在小说的最后,他把文家才的遗书《天生我材必有用》读了两遍,而文家才对当时的时代是有思考和批判的。“文化大革命,已然破坏了一个旧世界,但一个新的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文家才对整个国家经历的十年以及自身价值难以实现的困惑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应运东的困惑,小说写到读完遗书的心理时说应运东“似乎早就明白了,可又好像更不明白了”,这正是1976年底,处于时代重要转折点前夕许多青年的思想写照。《贫困时代》以一个应运东的成长映射了一代人的成长、困惑、思考。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世界的萌芽、分蘖、生长的艺术化呈现。
与应运东的成长相伴的是另一个世界,是丰湾大队的风云变化,是应氏家族的盘根错节,是父亲“应格严”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七岁短暂的人生。应格严胆小、懦弱,但同时又精明、勤劳。他害怕强势的干部和干部家属,他对委屈不敢反抗,对矛盾不敢面对,甚至对同样是农民,但性格彪悍或泼辣的,也低头或躲避。尽管如此,应格严对平原和湖泊的知晓超出一般的农民。无论多么贫困,无论什么年成,他都能从平原、从湖泊、从沟渠中发现改善生活、换取日常生活开支的手段和方式。这种对资源的挖掘和利用的智慧,使得即使有一大家人要养活,他依然显得成竹在胸。只要有水,有平原,他就自信可以承担并履行一个男人的责任。应格严的人生证明作为父亲,他与儿子一样,也是内敛的、聪明的。他的才能表现在与大自然打交道上,儿子的才能表现在读书和文字表达上。父子二人都缺乏面对“人”、面对社会的勇气。这恰恰是中国传统农民的典型性格。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诚然有“刁民”,有敢于面对社会和命运的农民,但严格说来,绝大多数农民都属于老实本分的一类,他们面对社会、面对权力、面对制度,毫无勇气和力量。他们从来都逆来顺受,把力气和智慧都挥洒在土地之上。应格严的悲剧和卑微,也是亿万农民的悲剧和卑微。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应格严是一个合格和优秀的农民,他在极端贫困的时代里,力尽所能避免灾祸,起早摸黑、打渔摸虾,力尽所能谦恭,维持与一个乡村的社会关系,支撑一家老小的世界。当然,在一个极不确定的社会里,任何的小心翼翼都不足以确保安全和安然。这正是个人命运的渺小和卑微。《贫困时代》写出了这一普通农民的人生疼痛。
在新时期的“伤痕文学”阶段,曾经有许多作家的作品触及过这段不忍书写的历史,但大都是从下放知青的命运、从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从被打倒的权贵的命运入手,而且这些作品还主要的是立足于启蒙的立场来讲述时代和人物命运。《贫困时代》显然不是这样一种写作,它更接近一种亲历、自传、纪实。在《贫困时代》近60万字的篇幅中,在丰湾四队的小世界里,不断的运动、标语、口号、社论、高层的指示、典型人物的文章与农民的学习、斗争、知青、乡村校园、集体劳动、老干部的沦落等等密集交织,并凸现在以雨、雾、渔网、水流、藕、荷、渡口、小镇、瓜田、水利工程等等丰富的平原意象为元素的底色上。从一个孩子的成长、一个农民的命运辐射到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乃至一个时代的农村,用如此大的篇幅,以近乎纪实和传记的方式,来关注这段特殊历史中的农民的苦难,过去似不多见。从书写乡村历史的角度看,这样一种“高写真”未尝不可以尝试。

2019-01-17 11: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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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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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的还原贫困时代的生命体验
樊星(武汉大学教授、博导,著名文学评论家)

看了达度的《贫困时代》,很有感触。仙桃我去过几次,听他们自己说有一种沔性,这个沔性就是说非常泼辣,非常能吃苦耐劳,也很蛮。荆州人原来也称蛮。这个地方容易出革命家。普通人的活法呢,和平年代不可能搞革命了,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泼辣,也体现出来了。比方这部小说里我就注意到,父亲打儿子这个场面,拿起棍子就打,把儿子打死了怎么办?他就这么打下去了,打着打着,把那个杆子都打裂了。我觉得这种写法就写出了仙桃人的一种特别。所以这个地方包括天沔,我说仙桃(沔阳)原来闹革命,就是跟这种沔性有关的。刚才大家谈到写了很多民风,民谣啊,包括结婚的时候,扯皮的那个情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已经做好准备结婚了,猪小了一点,女方就挑剔,差点婚就结不成了。这是十分贴近的生活。不仅写出了风土人情,还写出了一种民风,这个地方很强悍、很泼辣的一种民风。这是第一。
第二,写的很真实。这个主人公姓应,作者是老应,估计是写你真实的故事,是吧?其中有些细节非常真实。比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评陶铸的两本书》,我就是文革时看的。六分钱一小册子。很多中央社论都是几分钱一小册子。一看就能够使人想起那个年代。再说吃忆苦饭。我那时在武汉上中学,就吃过忆苦饭。喇叭里放着“想起往日苦”,老师就看谁吃忆苦饭吃得带劲,就是对劳动人民有感情。然后像抽烟,没有烟叶,是把媳妇的卫生纸来卷。那卫生纸一沾到嘴唇上,把血都沾到了。我下乡的时候,就看到几个知识青年没有烟抽,公社干部一过来,他们就上去把公社干部一搂着,就从他们口袋里搜烟,那个贫困时代就贫困到这一步。所以写的非常真实。一般地写到四清,写到文革,会把这段生活写得很残酷,好像很绝望。这部书写了些新东西,比如概括他的父亲用奴化,好不好,哦,是奴性。虽然他父亲表面是奴性,暗地里打鱼呀,又在赌博,其实他有另一种活法,日子过起来还不错。从这个意义来说,这部书能引起我们一种重新的思考,对中国人的民风民俗的思考。像鲁迅写的阿Q。后来我看高级知识分子于光远写《文革中的我》,是一本回忆录。他说,我在文革中为什么能活下来呢?就是因为有阿Q精神。要是没有阿Q精神,你在实际生活中简直就活不下去。再说余华的《活着》,实际上就写出了阿Q的另一面。你看人家那么麻木,那么窝囊,其实比很多人都活得顽强,那么糟糕都还在生存。还有刘恒,写出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包括贾平凹写的《高兴》,实际上都是在重新解释阿Q精神。所以我觉得这部《贫困时代》也是这样一种思考。你看很多老百姓都生活窝窝囊囊的,其实中国老百姓心里有数,怎么悄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怎么在困难年代里边去生存。我估计你是根据真实情况写的。你看那个儿子,老子经常那么打他,他老是那么忍受着,这种忍受最后会变成重新要崛起的一种动力。这就写出了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在这种意义上,刚才有领导讲了情结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叫“卡不耐”,就是每个情感都很复杂,不是那么很简单的。所以佛洛依德是用情结,恋母情结,恋父情结就是用的卡不耐,看起来非常复杂的。这使我觉得这部书写得很真实,能够唤起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人的记忆。包括里边对喜欢赌博的描写,我原来以为老百姓喜欢赌博,是没有丰富的文化生活。现在这么丰富的文化生活,还是喜欢赌博,可见中国人这个赌性是根深蒂固的。这也是仙桃民风的另一面。还有武汉人、东北人都是这样的,这是中国人性普遍的一面。一方面非常勤劳,非常吃苦,另一方面喜欢赌博啊,喜欢打儿子啊。中国不是有句老话么,就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下雨天干什么事不好,闲着就喜欢打孩子?这很能说明问题,这部书的确给人很深刻的感觉,原生态的还原了那个年代的生命体验。这是第二个感觉。
第三,就是作者有意地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从四清开始写到文革结束,写了十多年的历史。我知道现在民间有一批作家都在这样做,有的写成回忆录,这是对自己生命历程的一种珍惜吧。这样一来也有局限性。原生态的记录下来,细部写得很精彩,一个接一个的故事,一个一个的矛盾冲突,中间会缺少一个主线。也许作者有自己的考虑。如果更集中一些写,矛盾冲突会更集中,整体感会更强一些。我这些不成熟的意见,我们下来可以探讨。
(本文根据樊星教授在“达度长篇小说《贫困时代》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

2019-01-18 11: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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